目前，國外學術界從外部環(huán)境、利益相關者的話語行為和內部因素三個視角對組織危機處理進行了相關研究。Proust（2005）[2]和 Giddens（1982）[3]利用社會進化學說，從宏觀基礎設施維度分析危機發(fā)生的社會情景，認為發(fā)展中國家組織危機爆發(fā)的原因包含社會基礎設施與技術發(fā)展水平不匹配、競爭壓力加大與預算緊張、社會道德價值日益邊緣化。西方發(fā)達國家奉行自由市場觀念，無政府狀態(tài)使得市場秩序出現混亂、危機頻發(fā)成為必然（Richardson  和 Curwen，1995）[4]。組織利益相關者的話語行為主要從傳播規(guī)范、傳播機制、說服策略和傳播動態(tài)等視角進行研究（Bentley，2017）[5]，傳播規(guī)范視角認為，危機管理應該著重研究危機的整體規(guī)劃以及不同危機階段的信息需求狀況（Watson 等，2017）[6]（Aljuhmani 和 Emeagwali，2017）[7]；說服策略視角認為組織危機發(fā)聲應進行有效的溝通，結合當地文化使用非專業(yè)術語向外界傳播信息（Johansen等，2012）[8]；傳播動態(tài)視角以危機公共話語為研究對象，認為組織的話語決定組織后期采取危機處理的方案及其實施（Ye 和 Ki，2017）[9]?；趦炔恳蛩氐难芯恐饕獜募夹g視角、文化視角和個體視角三個方面進行。技術危機視角認為技術所隱含的潛在危機的爆發(fā)具有滯后性、復雜性和層次性，引發(fā)的破壞性很強（Pauchant 和 Douville，1993）[10]；文化視角認為，文化韌性與耐力決定組織是否能夠平穩(wěn)度過危機，而針對組織文化的主要受眾（組織員工）的臨時決策能力、反應速度及協作能力決定了組織文化的忍耐力（Bowers 等，2017）[11]；個體視角的研究以危機處理時的領導行為為主要對象，領導者受個人特質、知識能力等影響做出決策（Alkandari 等，2017）[12]；危機困境下針對個體行為主要從員工的危機意識、員工受到危機帶來的經濟及心理方面的危害和用硬性的組織規(guī)章制度約束員工的危機處理行為等方面進行研究（劉茜和王高，20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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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義
1.2.1 理論意義
（1）立足于中國本土文化，進一步豐富組織危機處理相關研究
國外學者關于組織危機管理的研究大致涵蓋了組織危機的預防、危機應對和危機處理能力等方面，雖然這些研究在西方社會實踐中已經得到證實，但是對于指導中國組織危機處理卻顯得蒼白無力。中國學術界關于危機處理的研究大多是對西方危機處理研究結果的引進，缺乏一定的本土性。目前，引入中國特有的文化元素解決管理學問題正成為國內管理學研究的熱點，因此，基于中國情景研究本土化危機處理能力能夠進一步豐富中國危機管理理論，進一步豐富國內組織危機處理的研究視角。
（2）豐富類親情交換在組織危機處理領域的理論與應用研究
已有研究雖然涉及到組織文化與組織危機處理的關系，但是這些研究是基于西方個人主義文化背景，對崇尚集體主義文化的中國企業(yè)和個人說服力較小。中國人重視家庭、對家庭的眷戀使其產生保護家人、與家人共存共榮的期望，當家庭成員的安全、利益受到外部威脅時，個體會本能地采取進攻、防御行為。這種“家”的意識滲透到中國社會的各個角落形成類親情文化，儼然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文化基因。因此，引入類親情交換這一變量到組織危機處理中更加符合中國社會組織的文化特性，更有利于組織危機的本土化研究和組織危機處理所面臨問題的解決。
（3）豐富組織公民行為和員工危機意識在本土文化中的研究
國外研究表明組織公民行為和員工危機意識有助于組織危機處理，但是這一研究一方面有待于中國理論界和實踐界的檢驗，另一方面以組織危機處理為結果變量組織公民行為和員工危機意識為中介變量沒有得到研究。文章基于中國類親情交換關系這一前因變量，實證研究類親情與員工危機意識、組織公民行為之間的關系，以及類親情與組織公民行為、類親情與員工危機意識分別對組織危機處理的作用，這一研究將有利于豐富員工危機意識和組織公民行為的相關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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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上，員工基于類親情情感對組織產生家庭般的依賴感、責任感，外在表現為通過組織公民行為對組織危機處理產生積極影響。但實證結果顯示在 95%的置信區(qū)間下，組織公民行為的中介效應在 0.01 的水平上等于 0，說明組織公民行為對類親情與組織危機處理的中介作用不顯著。

參考文獻（略）